但是能够看清这一点的并不多，当初随导师来华的布尔什维克当中，大部分都准备随他回国，因为跟在老大身边永远是最容易出头的。还有一点就是，接受敌国援助毕竟不太光彩，就连导师自己，心里都存了如果革命足够顺利就不动用这支奇兵（指的是直接让其以红军的身份回俄参战、而不是等到苏俄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再以华夏共和国释放战俘的方式回国。）的想法，因此留在中国看起来可以掌握军权，但也有很大的可能在未来沦为一个只是跟中国交涉战俘释放问题的代表，从此远离布尔什维克党的权力中枢。

由于此时布尔什维克还不够成熟，就连导师自己都对革命前景有些过于乐观（历史上都因此交了学费，更不要说这个时空得了中国帮助，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已经强了太多，盲目乐观在所难免。），大部分布尔什维克都将这种可能性无限地放大了，最后留在中国主持改造战俘工作的重任落到了此时还没有进入布尔什维克主席团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身上

“钢铁同志在关键时刻再次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啊！导师实在太乐观了，真以为带着几千骨干回到俄国，就能革命成功？沙皇的统治还没那么脆弱，何况就算能够推翻沙皇的统治，还得应付接下来西方列强的联合干涉呢，现在还没经历一战的消耗，各国能够投入进去干涉苏俄革命的力量可比历史上十月革命之后要大得多！”，李晖得知此事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不过却是高兴多于惋惜。

虽然历史上的形象粗暴强硬，但钢铁同志实际上是一个极为谨慎的现实主义者，处理对外关系时尤其如此，这一点非但不同于此时还未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托洛茨基，甚至也不同于导师大人，后两者理想主义的倾向比他要重得多。

历史上在钢铁同志执政时期，苏联从未挑衅过任何一个没有必胜把握的列强（反过来说，就是苏联主动发起的战争全都打赢了，就连犯错无数的苏芬战争，最后也还是打赢了。），对美英德三国的种种妥协退让就不说了，就连诺门坎战役中痛扁了日本之后，苏联在谈判中也作出了巨大的让步，可见钢铁同志谨慎到了何种程度。考虑到未来肯定是中强苏弱、而且苏俄有求于中国的格局，现实而谨慎的“种田派”钢铁同志作为苏俄领导人显然要比“革命派”托洛茨基、甚至是导师大人更加符合华夏的国家利益。

事实上，导师在华期间不止一次地与李晖发生争执，换成是钢铁同志的话，除了领土问题可能会更难谈妥之外，其他方面应该更容易达成共识，毕竟跟现实主义者只要谈利益就行了，而理想主义者就麻烦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