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的土地措施是所有占领区土地一律收归国有，由国家根据人口数量和当地土地情况重新划分，对待地主的土地则采取较温和的政策，国家可以根据其土地的多少一次性或分期给与补偿，或者是鼓励他们在公平自愿的前提下建立农场，国家将给予适当的补助。

当然土地纲领还有细则，包括土地的使用权每50年核查一次，凡有新生儿出生及老人病故等都依照纲领进行调整，确保耕者有其田。同时政府鼓励农民自动放弃土地进入城市工作，对这样的人将会采取更大的优惠政策帮助安置，并给予优厚的补偿费用。

整个新法案整整讨论了半个月，在各方人士的协调下终于出台，与此同时北方政府正式迁往南京，各部都在紧张的筹建，建国之日不断临近。

对于国号的确立众人意见分歧很大，但我还是力排众议摒弃传统年号庙号等，将之命名为中华民国，以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权和民生主义”作为国策。民族主义要求中国民族解放，各民族平等；民权主义要求主权在民，建立法制国家，人民拥有政权，政府只拥有治权，实行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民生主义要求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

是否采用三民主义我思度了良久，中国的情况和外国不同，更何况现在还没有任何国家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事实证明历史的车轮是不容改变的，更不可能一跃从封建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在很长时间还是会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尽管我本人是枉热的大汉民族主义者，并且身受教育的影响，可是我不能做违背历史潮流的事。

那么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将采取何种方式进行社会改革，就是我所要面临的最大难题，这时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或许是我最好的选择。三民主义中我将“平均地权”做为核心内容即民生主义，变为我的“社会革命”纲领，通过平均地权实现土地国有，曾经是孙中山先生设计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此时被我沿袭。近代中国曾经进行的那次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失败，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没能掌握强大的武装力量，孙中山先生过于依赖军阀和资产阶级，使得各种纲领未能彻底的实施。而我则不存在这种问题，正是要凭借三民主义彻彻底底的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北方的商人和工厂主已经为我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所谓的土地政策正是为了获得更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

现在最主要的是启发民智，一改过去的封建传统，让百姓懂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拿我“登基”的这件事来说吧，众人都希望沿用旧有的称呼，称我为皇帝，我当真听起来十分别扭。

“不行，你们要地都这样叫，这个位子我就不坐了。”说不过众人我干脆耍赖，这些天来众人已经见识了我的李氏赖皮方式，也见识了我的固执，凡是有不合我意的地方我就是死扛，否则就撂挑子。

“那先生你说叫什么好吧！”李岩愁眉苦脸的说道，对于他来说这当真不是一个好差事，这边我提出方案，那边他还要和朝臣们商议，再反馈给我，两项协商，凡遇到矛盾的时候他更遭罪，一会劝这边，一会开解那边，左右为难。

“我还没想好呢，等想好了再说吧！”我一边凭着自已的记忆起草三民主义纲领，一边大摇其头。

“先生，要是这样我也不干了，这不是里外不是人么，你想改动，可是大臣们不想改动，这个工作我做不了，你还是另寻高人吧，我还是赈我的灾，放我的粮。”嘿，好小子，居然跟我耍赖了。

“李岩啊，你看这个当口，天下都在大乱，百姓民不聊生，你怎么能说不干就不干呢，赈灾由他们管就可以了，你还是静下心来负责构建新政府吧，你看我又有新的想法了……”说着说着李岩就被我绕了进去，我不断的向他灌输以天下为已任的思想，让他成为我最忠实的政策拥护者和执行者，正是因为有他的存在及努力，一项一项的政策有了清晰的脉络。

在这段时间里我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和抄袭能力编纂了李开阳版的《民权初步》、《开阳学说》、《军人精神教育》、《三民主义》、《实业计划》等五部论著，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刊行，开始在明间广为传阅，与此同时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也揭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