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有胆！”，李经寿又为李鸿章斟上一杯酒，继续道，“身为教习而晓得庇护学生，也称得上有担当。”

“嗯，正是如此”，李鸿章点了点头，略显苍老的脸上已全是赞赏之意。

“才智过人，风骨硬挺，胆气过人……”，李鸿章用手抚着剃得光溜溜的脑门，良久才道，“人才难得啊……”

“既是人才，那父亲为何不用不见？”，李经寿诧异道。

“谁说老夫没有用他？”，李鸿章仿佛受了很大的冤枉般的小声叫了出来，他手指轻轻敲击着桌子，连珠炮似的道，“女儿，你当老夫让他去水师学堂是委屈他了么？水师学堂里的官学生，明日就是我北洋海军的将佐！一人若真能让我北洋海军中大小诸将皆视之为师，那他翌日就可以是我北洋海军的统帅！”

“父亲……”，李经寿并没有被李鸿章的激动所蒙倒，她只是微笑着问道，“您对自家女儿，还有什么不能说的么？”

“呵呵……”，李鸿章怪笑了一下，正在开口说话，却突得支起了耳朵，“嘘，先不要说话。”，他对李经寿轻轻摆了摆手，便又开始凝神倾听起隔壁两人的对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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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明”，已是小醉微醺的张佩纶先是打了个酒嗝，而后才继续道，“你是海军行家，若我北洋能从速添购船炮，那即便是倭寇在东海起衅，也可应付裕如了吧？”

“不能！”，任令羽今日也喝得略微多了些，但脑子里却仍一片清明。

“嗯？”，张佩纶猛地坐直了身子，他凝视着对面的任令羽，问道“治明此言，可有依凭？”

“幼樵兄”，任令羽轻轻把玩着手中的酒杯，反问道，“小弟在海外时，曾听人言道当年中堂曾上一折，建议朝廷于科考中专设一科，以作育洋务干才，可有此事？”

“是有此事”，张佩纶点头道，“中堂在折中言道‘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只可惜……”

“只可惜朝廷不允，是么？”，任令羽接口道——李鸿章一生都对其早年所提的改革科举，设立学校，以培养精熟西洋科学的干才的建议为朝廷中的清流所阻一事耿耿于怀，甚至在戊戌变法后的政治恐怖期，面对慈禧本人的当面质问时都以此报复未得施展而抱憾。而作为李鸿章督直后期的主要智囊，张佩纶知晓此事，自然是在情理之中。

“正是如此！”张佩纶颌首道，“但此事于倭寇之患何干？”

“幼樵兄可知此时倭寇国内有多少西式小学校么？”，任令羽放下酒杯，向着张佩纶伸出两根手指道，“近三万所！”

“近三万所！？”，张佩纶不由得惊呼出声，“如此一来，岂不是日本国内之蒙童，已经皆习西学？”

“正是如此！”，任令羽轻轻点头——在他原来那个时空里，中国在甲午之败后曾一度以日本为师，力图维新自强，日本明治维新时的诸多主张如“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都曾被中国人加以引用，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殖产兴业”就曾被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演化为“实业救国”……

但在真实的日本历史上，其维新运动的基本国策其实首先是“教育立国”以求知识于世界，而后才是在此基础上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

“1872年，嗯，这是西洋人的叫法，其实也就是我大清的同治十一年，日本既已在其中枢设立所谓文部省来改革全国之教育，即废除各地专攻儒学之藩校，设立教授西学之新式学校……”，任令羽又向张佩纶伸出3根手指，“自幼童而至青年，共分小、中、高等及大学堂四等，其所教授之学术由浅入深，但皆为西洋之学。”

“到1882年，也就是我大清的光绪八年，日本国内就已经有小学校约三万所，中学校近两百所，高等学校和大学堂合计二十余所。幼樵兄……”，任令羽抿着嘴向张佩纶点了点头，“我大清国内，如今可有1所西式小学校？”

“一国之兴盛，首在人才！国事尚可不论，单论海军，我天津水师学堂一年招生不过20余人，且入学后还尚需1年光阴来修习算术、绘图等课，可这却只是日本国内幼童在小学校时便已精熟的基础课程！”，任令羽的眉头已经紧紧地拧在了一起。

“仅以这人才作育一项而论，幼樵兄，我大清和日本孰优孰劣，还需多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