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税改革，在这个时代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监管问题，这个时代的朝廷，没有那么多的能力去监管商业活动，也就是说你压根就不知道一个商人一年能赚多少钱，也就不知道该收多少税合适。多了怕把人逼死了，少了那是正常的，国家损失了。

所以在商税问题上，往往依托的是各地口岸，比如码头，比如城门，有多少财货进出城门，然后由收税的官员决定收多少钱，这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官员真的知道别人这一车货物值多少钱吗？官员真的知道这一车货物能赚多少钱吗？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官员，是否太容易在其中牟利了？比如一车货本来应该交十贯钱的税收，最后官员拿了五贯钱，国家拿了一贯钱，商人少出了四贯。甚至许多商人都不用交钱，把官员打点好了，货物就自由进出了。

还有服务行业的税收问题，那就更简单粗暴了，比如樊楼一年交了多少税？那完全就是关系打点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但是樊楼一年赚了多少钱？少说也有几十上百万贯的钱，这些钱，国家几乎都收不到税收。

这就是为何大宋朝社会氛围如此宽松，商业如此发达，但是商税从来都是朝廷收入极少的那一部分。

那么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甘奇很是认真的想了这个问题，引入了一个东西，叫作税务发票的东西。这个东西在汴梁城，必然能带来无数的税收。

因为汴梁城，本身就是一个为读书人，为官员阶层服务的城市。

推行税务发票，只要推行一个制度就行了。那就是所有的衙门，所有的官员，吏差，只要报销公款，都要有朝廷的税务发票，才能从衙门里拿到钱。

税务部门，只需要依据每个商家开出去了多少发票，从中收取一定比例的税收，整个汴梁城的商税，必然大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仅仅这一座百万人口的城池，就能收到不可想想象的商税。因为这座城池，从上至下，都依托朝廷财政。官员领回来俸禄，养活家中老小以及下人，官员的家眷与下人，拿着钱出去消费，养活着酒店布店香料，一层一层的消费，又养活着无数的贩夫走卒。官员俸禄，本身就有很大一部分的福利，这些福利也可以变成直接发钱，原来发布，现在不发了，发钱，你去买布，再拿着发票来报销。

官员俸禄只是其一，本身每个衙门都有各种支出，买粮也好，置办兵器也好，买笔墨纸砚也好，衙差的公服，衙差办事办案的用度，甚至公款的吃喝用度……

这就是汴梁城基本的经济生态。

只要加入了发票这个东西，所有衙门开支，皆要发票，度支衙门给其他衙门拨钱，也要发票来核对。

发票就很容易推广起来。朝廷甚至可以不用再让官员在城门口收钱，也不用管商家们赚了多少钱，朝廷只需要在每一笔交易中收取合理的税收。朝廷的基本商税，也就拿住了。

以后还可以再扩展发票的用处，比如有发票，才能形成商业纠纷，衙门才会受理这个商业纠纷。比如还可以把发票与彩票结合起来，发票是可以中巨奖的。比如交税越多的商家，可以得到什么好处，比如子孙考官学上可以优先录取？

如此种种……

当然，也还有发票造假的事情，这就得用上各种防范手段了。不过，这也是不可能完全解决的，税务衙门多多巡查之类的手段可以控制一下。完全解决是不可能的，至少在甘奇的认知中，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方案。

开源之事，甘奇论了很多，还有很多没有说出来。节流之事，甘奇想了一想，并未多谈，真要多谈起来，甘奇怕自己今年考不上这个进士。有一些东西，得到时机成熟，得权柄在握。

洋洋洒洒万言之书，考试时间是足够的，就怕考生写不出来。

甘奇写得出来，写得很放松，也很顺利，甚至还有爽快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