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剩余的三件，黑火『药』、纸张和印刷术，其实一直都在李恪脑袋边转悠。

李恪老早就想把纸张和印刷术这对最佳搭档搞出来了，可每每有所意动，最终都会不了了之。

平心而论，纸的生产对李恪来说轻而易举，通过传统工艺实用化，精细化和量产化的难度也十分有限，印刷术就更不必说了，无论是雕版应刷还是活字印刷，归根结底都只是印章的衍生。

阻止李恪推行它们的，是大秦。

李恪静心分析过造纸的利弊。

纸和印刷术最大的价值在于降低读书的门槛，提高黎庶的文化水平。

可这一点在大秦却是个笑话。

受限于生产模式和金融模式，再便宜的书本也无法激发古时农民的学习。相反大秦以律法要求百姓普法，所以大秦真正意义上的文盲极为有限，而且大多集中在六国旧地。

若是秦朝统治的时间再长些，全民扫盲顺理成章，根本就不需要纸和印刷术。

于是李恪又想，识字不等于有文化，一个健全而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体阶级不仅要识字，还应该有文化。

可大秦还有学室

学室入学门槛之低，只要身家清白，不痴不残都可以入学，而且还不要学费

这就是公元前版的义务教育啊

除了不许教授被儒家编纂过的尚书、春秋、诗经等古籍这一点有些矫枉过正，学室制度在提高百姓文化修养上几乎达到了古代社会的极致，还顺手解决了官吏阶级僵化的问题

而纸张和印刷术的弊端呢

李恪知道，这两项技术必将打破古代朝廷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掌控。

这种担忧听起来犹如杞人忧天，因为纵观汉唐宋明清，当权者就没有过分重视过社会的意识形态问题。

可秦却是唯一的例外。

自百家争鸣时代脱颖而出的大秦从强盛之始就无比重视意识形态的问题。

商鞅相国，禁止百姓议论国政，甚至禁止歌功颂德，就是基于对意识形态管束的考量。其后抨击周礼，诋毁儒学，亦是法吏与儒生对社会意识形态的争夺。

大秦对意识形态的管束在“一赏、一教、一刑”的推广中达到巅峰，世之荣耀唯有耕战，世之喉舌唯有法学。相比之下，那不知何时才会发生的，由李斯建议，始皇帝御批的焚书事件不过是一教思想的不彻底延续而已，根本就算不上严苛。

可焚书却证明始皇帝和他所信赖的法家从未放松过对大秦意识形态的掌控，李恪若是在那之前推出纸张和印刷术，或许能为他博来小小的士林声望，但付出的代价却是整个秦廷的不满，乃至于忌恨

得不偿失

于是李恪扪心自问，他真的需要纸张么若是纸张于他有益，便是付出一些代价也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答案却是不需要，而且随着他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厚实，地位越来越特殊，他对纸张的需求也在成比例地飞速下降，直至负数。

墨家的专长在机关，机关的根基在于图板，而传统工艺的纸张偏偏不适合绘制并保存图板。墨家收录在千机阁中的图板全是阴刻的铜板，连墨画的木牍都不作收录，由此就可见一斑。

除墨家外，法家有大秦完备的基层体系可用，道家长于治学，却不喜交流，也就是说，能在纸张的推广中获得最大好处的唯有儒家

显学之争就是执政之争，不知不觉间，纸张和印刷术对李恪而言居然成了某种负面，伤己而利敌，这让他不禁郁闷不已。

也正是因为这段一言难尽的心路历程，李恪才一直冷落了四大发明，只专注于对社会工业化改良的思索，直至某个机缘巧合，徐非臣把火『药』送到了他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