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朝堂寥寥数人定下一项政策，远在数千里外的徐州却有数以万计的百姓被影响。

首先是官府张榜招募数以千计的造船工匠，每人每月两百钱，年末再奖以布三匹，肉十斤。

徐州粮价在官府从河内调来大量粮食后，已经从每石三万钱，迅速跌落到了每石三十钱。

之所以有近百倍的差距，最重要的原因不在于粮食，而是是朝廷彻底废除了民间流通的小钱。关东各种乱七八糟的货币五铢钱、小钱（董卓铸的货币）通通被回收。然后改行开元通宝。

对五铢钱的回收比例是一比十，对小钱的回收比例为一比百。

看这汇率便知晓，这么整齐的汇率无法作到完全公平。

但也不能强求太多，关东的货币制度已经近乎崩溃、瘫痪。官府还肯回收货币，已经是在尽力减少百姓的财富损失。世间事哪能尽善尽美？

董卓、汉室做的恶，理应由这些人来偿还。关西肯帮其收拾烂摊子，已经仁至义尽。

大部分百姓、豪强都能认清这悲惨的现实。只能无奈接受现实，前几年遭受的祸难，真的贻害无穷，自己的积蓄都随着霍乱、战火而消散殆尽。

也有一部分人顽固不冥，觉得朝廷就是想趁机收割徐州财富。送来一批新式货币，就要强行将徐州所有铜钱收走。等于关西工坊开动机器铸币，就买下了整个徐州。也不想想，他们手中的货币不能流通，那也是一堆破铜烂铁。

不用多想，有这种抱怨的当然是豪强大族。倒不是这些人贪欲无度，而是在这次货币置换中他们损失的财富最多。很多豪族地窖中铜钱堆积如山，数以亿计。眼看着祖祖辈辈世代积蓄的财富一朝缩水百十倍，这些人难免心态失衡。

这也是为什么势力越大，改革越难。船大难掉头，太多的豪强受益于固有的经济模式，太多沉疴弊病影响一项正常的制度改革。而当初在太原、河东两地进行货币改革就完全没有这种问题，一比一兑换五铢钱，豪强利益也未曾受损。

对闹事的豪强，陈群没有姑息绥靖。很坚决的将彼辈处以重刑，尽皆抄没财产，判为刑徒，前往江都营建船宫。

这雷厉风行的处置方式，如当头一棒，让无数豪强瞬间警醒，看清了乱世的本相。

这才是乱世诸侯正常的治理模式，以抄掠为资。豪强一朝族灭，财富尽失也是常态。

相比之下，朝廷依旧允许兑换，已经是一项仁政。

因为陈群杰出的政治才能，徐州得以迅速安定。

随后朝廷调来大量谷物，从而将粮价逐渐从石米三千钱，变为了石米三百钱，石米百钱，石米八十钱、六十钱、四十钱，最终稳定在了石米三十钱。

这平滑的粮价曲线可知，关西豪商在这次平息粮价中出力良多。

尤其那些先期将粮食从关西贩卖到徐州的豪商，获利之丰厚，已经突破寻常百姓想象的极限。石米三千钱，其收获的利润，完全是一个天文数字。

若能抓住机遇，迅速送来十万石粮食，一次便能赚取三亿的资金。

对于这些无孔不入的大豪商，难得张瑞这次没有厌恶。

因为石米三千钱的粮食还能卖出去，是因为徐州真的缺粮。朝廷默认粮价三千钱合理。想要尽快送来粮食，救活百姓，必须要给这些大豪商充足的利益。

在此基础上，官府每次有粮食送到，都会狠压粮价。比如官府首次有三十万石粮食送到，立即将粮价压到了石米三百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