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诵思来想去，这些便宜儿子们的立场还真是难说。从利益的角度而言，李纯和大多数皇子都在新政中获益良多，但是又因为出身和婚姻的关系，和保守的旧党关系紧密，后知后觉的旧党在新政中能获利的大多是得益于李纯和其他皇子的帮助，比如太子的老丈人郭家就是在的帮助下在市舶司挂了号，分了不小的一杯羹。

这个事情还真是难办哪。不过李诵转念一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皇子们和新旧两党都纠缠不清，也就意味着他们的立场都是在两党之间摇摆的，看重的是新旧两党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利益，而所谓新旧两党的区分不就是在新政中获利的多少吗？自己所要做的，就是让皇子们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从新政中获取更大的利益，让即使是旧党的人也变身为新党，那么不管未来的继承人是谁，即使他是借着旧党的力量登了基，将来也会趋向于新政的。。

“郯王李经，桂王李纶。”

李诵盯着吕元膺秘密报告上的名字，捡起放在桌上的摇铃，晃了两下。吴赐友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李诵面前。李诵道：

“太子最近如何？”

吴赐友道：

“回陛下，太子近日在东宫连续召集名士，讨论有关治国问题，希望在经筵上能胜过别人。。近日出入东宫的有陆质大人，柳宗元大人，符载大人，杜司空，李德裕大人，窦义将军，高骈将军，白居易大人，元稹大人，还有前司马王建，前员外郎张籍，前进士孟郊，前别驾牛僧孺，员外郎李宗闵，员外郎王涯，上将军王承元，布衣张宿，柏耆等人。”

李诵“唔”了一声，吩咐道：

“太子那边留心些。再安排人手，注意郯王和桂王的一举一动。”

吴赐友“诺”了一声，又悄无声息地退下了。。

自从李诵放宽对皇子们的限制之后，不但是太子李纯，就是郯王李经还有其他一些皇子最近都广泛邀请官员名士登门，在努力地钻研治国之道。有意思的是李造还邀请了一些商贾到府上商讨。这个举动引发了朝臣的争议，有监察御史甚至上书弹劾，引经据典地论述圣人之道，先贤之业，隐晦地指责皇帝的某些行为成为了皇子们的不良楷模，要求加强对皇子的管理，重新明确士农工商的阶层，以免败坏人心。这样的话李诵当然是当成放屁一样，限制商人，你以为今年的加薪是从哪里来的？

不过李诵也没有责罚那位御史，结果皇帝的沉默被理解为了默许，一些和商贾走的比较近的皇子、大臣，开始半公开地邀请商贾上门，或者不拒绝商贾的拜访了。。开始商贾们走的都是后门，接着走的就是偏门了，再走就是走正门了，还好没有人大胆到开大门迎接，不然只怕御史们的口水就能把他们淹死。

皇帝的沉默在亲商派看来是对结交商贾的默认，但是在另外一部分人看来何尝不是对御史弹劾的默许呢？于是对亲王大臣结交商贾的行为的弹劾如同漫天飞雪一般飞向朝廷，用以收集举报的密匦里也是塞得满满的，都是对商贾向宗室贵胄乃至权臣行贿以取利的举报。。在世家大族报纸上，也纷纷发表了对商贾逐利行贿行为的批判，各地关于商贾暴发户为富不仁仗势欺人的恶行也揭发出了许多，不少恶行让李诵都觉得匪夷所思，秘密派出粮秣统计司干员前往调查。

而商贾也不甘心刚刚漂白的颜色再被抹黑，在一段时间的准备后，《今春秋》《洛闻》等背后有豪商大贾的报纸也开始组织反击，对一些本来是被污蔑的事件予以了澄清。对本来是事实的部分案件予以了辩解和摘清，强调那是个别素质不高的商贾的个体行为，和大唐整个积极健康向上爱国热心公益的商人阶层之间不能划等号。。接着，商人的胆子虽然小些，深入调查部分却又拐弯抹角地暗示那些为非作歹的都是有钱有势的商贾，这些商贾的势来自于某些世家大族，或者就是出于世家大族的指使。这样一来造成的轰动一点也不比世家大族搞得媒体攻势小，许多被世家压迫过的市井小民对此是大声叫好，自然也有站在商贾一边的御史上书建议调查相关案件了。

这样的事情是在大唐历史上，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没有发生过的。所以交锋也蔓延到了早朝上。首先是礼部侍郎韦执宜上奏此事，请求上谕对这种有失君子风度的攻击是否要加以整治，宰相武元衡就出班上奏道：

“斯时斯事，衣冠世家竟然至于斯文扫地，实乃商贾骄纵之过。。孟子曾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如今看来，商贾们哪里还有治于人的样子，已然是要骑到士人头上了。臣不反对商人赚钱，那是商人的本分，但是妄言国事，诽谤世家，这已经超越了本分。臣请陛下下诏，重申士农工商四民界定，各安本分，不得混淆越制，违者严惩不贷，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大唐上下尊卑分明，才能使得士人专心于国事，才能使得大唐像个国家的样子。。”

武元衡这一番话立刻引起了朝堂的热议。支持者高声叫好，从每个毛孔里都流露出愤恨，而反对者却大都沉默不语。户部侍郎、度支盐铁使程异见不是个事情，出班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