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中旬，正在印度洋上航行的“黑天鹅”号皇家邮轮收到兰芳驻民国大使馆的电报。

和原本的历史一样，就在五月四号，民国京城的学生们举行了规模宏大的游行。

和上一次“天津码头事件”一样，这次游行再次被某些有心人利用，在游行的过程中引发了冲突，最终造成严重后果。

其实早在一个月前，事态既有失控的征兆，但没有引起北洋政府的任何警惕。

民国派往欧洲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其实就是一个大杂烩，既有北洋政府的代表，又有南方军政府的代表。

要知道此时北洋政府和南方军政府实际上还处于战争状态，这样的一个代表团，要能够齐心协力那才是怪了。

于是几乎是从和会刚刚开始，各种各样的消息便不断发回民国。

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庚子赔款中的对日和对荷部分。

前文已经说过，日本人和荷兰人坚持不肯放弃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欠荷兰人的还好说，毕竟数量较少，但欠日本人的就数额较大，再加上日本人的态度极其坚决，所以民怨越来越大。

其实处于北洋政府的官方层面上，他们在巴黎和会上几乎没有话语权，因为不管是克里蒙梭还是劳合·乔治，甚至是威尔逊，都认为民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多。

如果把外籍军团算成是民国排出的部队，那么民国确实贡献巨大，但现在的事实是，民国已经抛弃了外籍军团，外籍军团也自立一国，那么民国还有多少贡献就要大大的打一个问号。

而因为外籍军团的出现，日本人也向欧洲派出了第六师团，并且落得个全军覆没的结局。

虽然第六师团全军覆没的原因还有待考证，但毕竟是结局已经无法更改，所以看上去，日本人的对世界大战的贡献要超过民国的。

其实就在“天津码头事件”之前，克里蒙梭和劳合·乔治他们的态度都是偏向民国的。

但在“天津码头事件”之后，在如何对待民国和日本的问题上，克里蒙梭他们的态度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但这种变化，北洋政府是没办法向国民解释的。

总不能直接说：因为你们的冲动，现在外籍军团已经被你们赶走，然后导致咱们国家在巴黎和会上不招人待见，所以现在谈判进程对咱们不利……

这不是平复民怨，而是火上浇油。

就在五月一号，民国谈判代表、代表团团长顾维钧电告北洋政府，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等有所不利。

五月二号，北洋政府致电代表团，可以签约。

北洋政府同意签约的理由如下：如果不签，那只是做了一个情绪表达，对于民族利益没有丝毫用处。如果不签那么就进不了国联，以后被欺负还能叫上这么一大帮人帮自己说话，这个是很严重。

而且如果不签，以后还要赔辛丑条约的钱给德国，德国的赔款也拿不到。

如果签了：给日本的赔款还要继续给。

两者比较起来，该不该签结论很明显。

但这些理由，同样是没办法公布的。

而就在同日，外交委员会事务长，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在《晨报》、《国民公报》撰文：“虽胜尤败，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于是在五月三号，以林长民为首的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召开会议，决定阻止政府签约。国民外交协会协会理事蔡元培将外交失败转报学生。

于是整个局面彻底失控。

就在五月四号当天，学生们想要走出校门，但遇到事先得知此时的北洋政府排出的军警的阻拦。

此时的军警面对学生，没有丝毫优势可言，哪怕是身上佩戴有武器，军警们也不敢造次。

军警们甚至戏称：我们是丘八，你们是丘九，你们比我们大一辈！

辈分在华人中是非常重视，自认矮一辈，可见军警在学生们面前的弱势。

在学生们要求走出校园时，甚至有军警下跪，苦苦哀求学生们不要冲动。

但没有任何作用。

学生们终于走出校门，他们向英、法、美、意四国使馆递交了“陈情书”，除了美国使馆接受了“陈情书”答应考虑，其他三国拒接接受。

别责怪英、法、意三国，对于这种“陈情书”，人家本来就有权不接受，因为处于此时通用的递交方式是，如果有需要，可以托民国外交部转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