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意大利政府力图给人这样的印象，表示它的态度仍然不变，但是在罗马和勃伦纳的会谈确实标志了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墨索里尼先前固然考虑过介入战争的可能性，但是当着里宾特洛甫或希特勒的面，他却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表过态。显然，在1940年1月和2月这段时间内，他变得越来越紧张，他在等待着，不是德国发动进攻，就是希特勒对他自己提出的放弃这场进攻的建议作出一些反应。德国人的敌意越来越叫人害怕；意大利驻柏林武官的一份报告，详细地谈到了德国人蔑视“意大利的第二次背叛”，谈到了德**队热衷于向南进军，但是这份报告产生的效果，可能正同预料相反。与此同时，盟国的经济压力也使墨索里尼左右为难；他不是必须冒经济崩溃的危险，就是必须向盟国让步，从而立刻引起德国反对，在遇到这种局面时，他总是被迫起而反抗，而不是低头屈服。这件事也许给人们一些暗示来了解他的心情，了解为什么萨姆纳?韦尔斯在2月26日感觉到，墨索里尼正由于某些巨大的烦恼在**上和精神上都受着折磨，而在韦尔斯于3月16日再度访问威尼斯宫时，却不再有这种感觉的缘故了。

不过，墨索里尼仍然假装认为意大利保留着一些行动的自由，他把自己比作一个同意被绞死的人，但是得有条件，要由他自己来选择吊在哪一棵树上被绞死。他甚至想到再度努力劝使希特勒放弃春季攻势。他在3月31日的秘密备忘录中慎重地主张，要想通过谈判取得和平，或是盟国要想发动进攻，固然都办不到，而德国要想发动进攻，也未必可能，备忘录建议，意大利的介入战争(尽管是必要的)，应当在国家的荣誉所容许的范围内尽量延迟。备忘录也详述了意大利进行一次并行的战争的好处。

法西斯党想假装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的会谈并未改变意大利的态度，但是不久就因事态发展而真相大白。“轴心”这个字眼在报纸上绝迹了六个月以后，又重新出现。备战的工作继续进行着，包括国内动员法的颁布，这条法令使政府对平民和对财产的所有权拥有了更广泛的权力。这一趋势并不因为盟国方面新采取了一系列的友好表示而被制止。3月15日，英国财政部的E?W?普莱费尔奉派到罗马，提出了新的经济建议，要把一切战争物资的贸易都排除在外。25日，雷诺(刚接任总理后)专门安排同意大利驻巴黎的大使作了一次会见，告诉后者，意大利在欧洲扩张势力肯定也有利于法国。3月27日，弗朗索瓦-蓬塞作了一个非官方的暗示，说法国可能割让吉布提。但是墨索里尼却象迦流一样，“对这些事概不关心”。当意大利驻伦敦大使馆的法律顾问丁利从张伯伦处带来另一封表示亲善的信件时(齐亚诺说，“这是那些……从一开始就注定得不到答复的信件之一”)，墨索里尼关照齐亚诺回答说，意大利将只同意传达那些切实可行的和平建议，否则它就将站在德国一边。

4月9日，墨索里尼一觉醒来，发现德国已在夜间采取了断然的行动。虽然德**队这次不光采地渡过斯堪的纳维亚领海，事先没有征得墨索里尼的同意，甚至都没有通知他，但是这位“领袖”开头对希特勒的突然袭击仍然非常热心；不过，他迟至11日才答复希特勒(也许他想等着看看，德国人是否能在斯堪的纳维亚站得住脚)。在这封信上以及接着在4月18日和5月2日的两封信上，他大大地表示了一番祝贺，并详述他自己的备战工作进展迅速，以及意大利对盟国的敌意增长。他在4月26日打电话给希特勒，建议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守住纳尔维克，并建议到该月月底前暂时放松宣传战，这些建议可能反映出他是在怀疑这场仗究竟能打赢到什么程度；但是总的来说，在挪威战役期间，意大利政府的态度变得不再是不交战，而是处于交战前的状态，“交战前”这个字眼在5月8日的一份官方文件中确曾出现过。

重新动员的工作在3月初已经开始，其中包括把冬季休假的三十万人召回，到4月份又进了一步，征召了海军后备役军人，并为陆军征召了更多的士兵，不过，这仍然不是总动员。军队得到了八十亿里拉的追加拨款，半数用于1939-1940年度，半数用于1940-1941年度。墨索里尼这时候主要关心的似乎是制造舆论。4月21日，他自己在威尼斯广场向群众演说，并向法西斯党的高级干部讲话，以及19日《意大利**》发表用意明显的社论之前和之后，都得到了他的尉级军官的支持，在报刊和广播中加强了宣传。法西斯的宣传除了提出一些关于“帝国的命运”、“打破牢笼”、“封锁的窒息”等夸张的口号以外，明显地着重于“正视现实的态度”。它着重宣传了盟国的虚弱，也同样尖锐地提出，是盟国使意大利的雄心壮志受到了挫折。它提醒意大利人：一个伟大的国家要敢于在一场重组欧洲的斗争面前，不是袖手旁观；和事佬除了被斗争的双方狠狠地揍一顿，还能指望有什么更好的下场呢；没有哪个国家单靠标榜中立就能使自己不成为战场。齐亚诺的代言人安萨多(里窝那《电讯报》的编辑)在4月14日对军队的广播中甚至宣称，意大利应当“自己吹起号角”，而不要有朝一日在一个晴朗的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已象挪威那样遭到入侵，他在21日又宣称，不管别人怎样许诺，意大利唯独依靠军事实力方能跻身于战胜者之列，而战败者则将沦落到中国苦力那样的地步。

1939年8月间支持中立的法西斯领袖们，这时一个个改变立场，加入这一宣传行列，格朗迪(前任驻伦敦大使)于4月27日在议院发言，博塔伊(教育大臣)在《法西斯评论》的5月号上发表文章，齐亚诺本人于5月19日先后在克雷莫纳(同那个以亲德而闻名的法里纳契一起)和在米兰的讲话。据齐亚诺自己说，直到5月13日，他才完全放弃了意大利或许仍能置身于战争之外的希望。他的《日记》中充满了反德的情绪和对介入战争的忧虑。他当时并不讳言自己抱有这种观点，据说墨索里尼曾警告过他，因为这个缘故，他的地位是不牢靠的。至于说要他自动地提出辞呈，这样的事(正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法西斯的意大利简直从未有过。因此，在那年早些时候，当巴尔波元帅和意大利国王暗示，他们准备同他一起采取某些行动以阻止介入战争时，齐亚诺就装聋作哑，充耳不闻。

不知是否因为在这件事上没有得到反应的缘故，国王远远不象人们曾经期待他的那样卖力地去防止战争。他始终对德国有怀疑，也意识到意大利在军事上的软弱，尽管他对发动一场战争以牺牲法国来扩张领土并无顾忌。但是，除了对意大利军队的最高指挥权这个纯粹属于内政问题以外，他是没有能力或是不愿采取行动的。而在这个问题上，虽然意大利一参战，墨索里尼就实现了取得这个指挥权的夙愿，但是国王保留的特权，仍然比原先打算给他的为多。